工黨元老曼德遜現身香港，中英重現對話契機？

　　上周我去港大「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CCCW)，聆聽了英國工黨「元老級人物」曼德遜(Peter Mandelson)的講座--《英國外交政策的新篇章及其影響》。個人的直覺是，以曼德遜的背景和份量，他在工黨重掌唐寧街不久就現身香港，肯定不會是空穴來風。看來中英關係出現了恢復戰略交往(engagement)或對話的一線契機，他甚至可能是為中英雙方首腦恢復交流來展開前期接觸，因為他具備這個資歷。

曼德遜是1997年新工黨執政的主要功臣（美聯社）

　　用「元老」來形容眼前這位年逾70歲的英國「老牌政治人物」，令我個人難掩感慨。因為近30年前，當貝理雅領導新工黨重回唐寧街時，曼德遜還只是40出頭，堪稱英國進入「新工黨時代」過程中，最為矚目的少壯派政治新星。

　　作為貝理雅最得力的左右手，曼德遜擔當了「新工黨」贏得競選勝利的核心策略師，和輿論導向旗手，是把「新工黨」推向權力巔峰的最重要功臣之一。連英國保守派報章《每日電訊報》都曾這樣形容：「貝理雅發明了新工黨，曼德遜壯大了它。」

與不管部大臣的對話

　　曼德遜自此還成為英國工黨對華政策最重要的策劃者。1997年5月1日新工黨執政後，其對華政策最終會如何定調，成為我的主要採訪方向。同年年底，我參加了由工黨國會議員安排的晚宴，新任內閣不管部大臣是宴會的主要嘉賓。我在席間與這位大臣，就中英關係的未來進行了對話，而他就是眼前的這位曼德遜。

　　當時並非正式採訪，而是晚宴期間的對談。曼德遜說話慢條斯理，要講的話都經過慎密考慮，才簡短地吐出來。在交談過程中，我們討論了為何英國華人在大選中投票率偏低，以及如何建構工黨政府與華語媒體溝通渠道等。但進入正題後，他向我提出的最重要問題是：「你認為香港移交工作完成後，英中兩國關係處理得怎樣？」我當時回答：「良好的中英關係，不僅對兩國，同時對香港都有利。」

　　曼德遜聽罷，幾乎是以一種自言自語的低聲線表達了贊同。他說：「令英中兩國關係正常化是至關重要的。基於商貿的一系列因素，有必要改善兩國關係。」然後，他似乎考慮到了保守黨執政期間中英之間的不快，於是又補充了一句：「過去對英中兩國的關係，英國有很多脫離現實的構思（他用的字眼是fiction），但是英國應該和您的國家改善關係。」

　　我從那次對話中得出的結論是，新工黨政府似乎正在靜待香港交接工作平穩地告一段落，然後就會與北京啟動某種新型關係。後來的發展說明，這種新型關係就是配合大西洋彼岸的民主黨克林頓政府，把中國納入全球化進程，其中最為關鍵的一個步驟，就是把中國納入世貿(WTO)體系。這說明，英美「特殊關係」一直對英國的對華政策，及對香港問題立場發揮著作用。

作者與曼德遜曾在晚宴上就中英關係對談

對中英關係持鴿派立場

　　曼德遜在英國政壇，是位公認的「不好對付的人物」--不僅政敵視他為眼中釘，就算是在黨內也常出現對他過於「鋒芒畢露」的批評。但是，英國政界和輿論同樣公認的是，他是一位工作能力非常出色的工黨政治家。他在「新工黨」執政後，先後出任不管部大臣和貿工大臣，當他在1998年聖誕節假期辭去內閣職務時，左翼報章《衛報》曾評價說，曼德遜「把一個幾乎毫無作為的貿工部打理得有聲有色。」

　　曼德遜的另一個特點是，自從擔任貿工大臣後，他就以一種穩定而持久的「鴿派觀點」來看待中英關係。他此後擔任過歐盟的貿易專員，主張降低與中國的貿易壁壘，並在2015年10月，保守黨首相卡梅倫迎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到訪倫敦之前，獲委任為英中協會主席。他當時表示，中國領導人的訪問，標誌著中英關係達到了新高度。

　　時隔近30年，「新工黨」已經成為一個逝去的名詞。由施紀賢領導的，英國脫歐時代下的工黨，在今年7月的大選中獲得壓倒性勝利，結束了保守黨長達15年的執政期。眼看著曼德遜在港大的講台上發言，確實令人感到歷史在重演，正如1997年上台執政那次，他可能又要擔起為英國的對華政策進行調整和定調的工作。

　　因此，當曼德遜現身港大之時，很難不令人感受到圍繞著中英關係出現的一種新氣氛。但是，曼德遜也指出了推動外交新契機所面對的困難。例如他指出，世貿組織從創建開始，就是為了推動經濟的自由化(liberation)。西方將中國納入世貿，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她會逐步進化至私有制主導的市場經濟，並持續對外開放市場。然後他特別加重語氣說，但中國就是不肯走上這條道路，結果招致了「主要是美國，及一定程度上歐盟」的抵制。

啟動全球化的「重塑」過程？

　　曼德遜的話就此打住，沒有具體點出英國工黨政府的態度。不過他在隨後接受《彭博社》採訪時，卻批評了前保守黨政府未能與中國保持適當的溝通渠道，新政府需就此做出改變，重建兩國間的戰略對話。曼德遜還就中國與歐美間矛盾提出的解方，認為目前需要啟動一場全球化的「重塑」(reshape)過程。

　　這將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因為當前俄烏戰爭正在加劇歐洲的動盪，美國國內又陷入嚴重政治對立，而全球南方國家又正在崛起，誰來決定全球化該如何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