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底參加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與「香港明日更好基金」合辦的國際研討會「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世界意義與香港角色」。主題講者除了香港特首之外還有法國前總理Villepin、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中國前外長李肇星和美國前貿易代表Barshesfsky (在她任內中國完成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的談判)。聽他們演講的內容，Villepin和鳩山由紀夫是相當欣賞中國的，而Barshesfsky雖然認為中國沒有完全按照加入世貿時的承諾進行市場自由化，但還是有禮貌地說出她的觀點，並沒有像現在一些美國經貿官員般惡言相向。

　

　　第一節專題討論的幾位講者觀點不一樣，有時針鋒相對，擦出火花，氣氛熱烈。來自劍橋大學的英國人Jacques（他的中文姓氏爲「雅克」）認為中國的發展經驗證明它是歐美國家發展道路（尤其是美國鼓吹的所謂「華盛頓共識」）之外一條可行的道路。不但是中國不會改變自己行之有效的發展道路，而且落後國家不少也認為這條道路更加可行。第二，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它只會從西方引進一些有用的東西，而不會拋棄自己所有的東西，變成跟西方一模一樣。第三，中國的復興是恢復它在歷史上長期享有的地位，而美國的衰落已經開始，只是美國人不願意承認而已。第四，他認為中國現今的創造性並不比美國差，事實上是更加豐富有趣。雖然這位老外這麽捧場，但中國還是要冷靜深刻思考如何繼續改革開放得以前進升級。

　

　　美國學者Harding是維珍尼亞大學的「中國通」，學術地位崇高，也是政策智庫人物。他的觀點是中國市場化程度不夠，政府和國企主導市場競爭、不公平對待外企、侵犯外國企業知識產權等。還有，他認為中國高速發展所衍生的不確定性和利益衝突需要一個更民主化的制度來解決矛盾，但中國並沒有進行民主政治改革，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中國雖然已經超越了「中等收入」，但不改變制度還會面臨困境不能達到「高收入」。他聲明他不是要替美國政府政策辯護，也拒絕用「修昔底德陷阱」(就是現存霸主要打擊能夠挑戰自己的對手，終須一戰的雙輸局面)的分析框架來看中美關係，但我個人認為他對中國的責難跟美國政府的分別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他認為中國應對美國提高關稅比較小心和理智，不都是以牙還牙。但大家知道，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遠大於美國對中國的出口，所以百分百的以牙還牙報復在技術上根本是不可能的。

　

　　來自北京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的袁鵬院長指出，中國要令美國人滿意真不容易，因為美國政府高層意見不一：比如一位要減少貿易赤字，另一位要金融市場准入，另外一位要中國技術不升級，還有一位則要要中國去死（袁院長說法比較誇張，但美國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Navarro 的確是仇視中國的超級鷹派）。他說，中國這幾年在經貿關係方面下了不少工夫，但美國人還是認為中國甚麽都沒有做。對此，Harding提出一個好的意見，就是中國光是說貿易是雙贏這些一般性道理是不夠的。必須更好、更清晰、更詳細地闡釋己方的立場和論據，才可以有效爭取他人的理解及支持。

　

　　印尼策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創辦人Wanandi道出小國夾在兩個準備火拼的最大經濟體中間的無奈和痛苦。有人問，假如印尼一定要在兩者之間選一個，他說中國幫助我們解決我們的發展問題，美國只是指指點點，那我們自然是會和中國在一起了。

　

　　美國人對於中國加入世貿17年還沒有和平演變成為類似美國的自由市場和民主制度感到失望。雅克認為那是美國人用世界霸主(hegemon)的眼光看世界得出的錯誤期望。他的話令我想起在網上流傳的一篇出自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院長Garrett (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澳大利亞人) 的演講，講中美關係和中美的文化差異。他說，「中國一貫認為，我們不打算告訴你正確的生活方式是甚麽，但是請你也不要試圖主導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中國人奉行的外交政策是「求同存異」。相反，美國人認為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嚮往美國人的生活，所以自己有權利告訴其他人應該如何按照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來生活，所以它要推銷「普世價值」。

　

　　Garrett認為，在國際關係上美國是以軍事力量來進行地緣政治操作，確保它全球第一強國的地位，推銷美式民主和自由市場。相反，中國努力的是地緣經濟合作，建立經濟互利獲取共贏的局面。

　

　　極度的經濟自由（勝者全勝）造成財富收入兩極化，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場和沒有足夠的社會安全網的極度自由經濟可取嗎？在美式民主發展到今天兩極分化對抗、總統利用民眾分化賺取選票，鼓吹仇恨引發暴力的情況下，其他國家會踴躍採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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