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06年的新年感言裏說過，我不反對改革，但我主張反思改革路徑，並將自己定位為「改革反思派」。 在對過去十年改革的經驗教訓反思的過程中，我發現了經濟、社會、政治領域的很多問題，以及相互之間的關聯性與內在邏輯，這也是我在《「新政」能否改變中國》一書中觀察、分析經濟與社會熱點問題的基本思路。

 

　　從2012年十八大順利完成領導班子交接，到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及剛結束不久的2014年全國「兩會」，我們看到了從理念到政策層面出現的積極變化，可以說改革已經再出發。但在這裏，我要提醒那些只看表面現象的盲目樂觀派，不客氣地講，我認為我們的經濟社會仍然處在比較危險的邊緣，而接下來的 改革，不但需要清理多年積弊，而且必須要突破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特別是中層官僚的阻撓。可以說，未來十年是從「摸著石頭過河」到「打碎石頭過河」，從 「亂局」走向「變局」的關鍵十年。

 

　　大概從2004年，我因反對在國企改革過程中，國企高管以市場化名義侵吞國有資產的「郎顧之爭」開始，到2008年，我又強烈反對中央政府出臺的名為救市、實為權貴解套的四萬億計劃，因此很多人給我貼上了「改革反對派」的標籤。可奇怪的是，每當中國經濟問題屢屢被我言中時，又有人出來說，郎咸平就只會 罵，缺乏建設性的意見，希望我能給出具備可操作性的解決方案。在這裏，我想反問一句，我的建議有人在聽嗎？聽了會實行嗎？這就是在中國做一個學者的悲哀。 所以，此時此刻，我多麼希望我說的都是錯的！

 

1.我不反對國企改革，但反對以市場化的名義侵吞國有資產

 

　　各位一定聽說過這樣一句話：不是所有叫作改革的東西，都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我覺得用這句話來概括我對國企改革的觀點再合適不過了。2004年，我之所以敢站出來炮轟顧雛軍在收購柯林格爾等公司過程中的國有資產流失，並不是因為我反對國企改革，而是反對那些「借改革之名，行侵吞國有資產之實」的偽改革。

 

　　十年過去了，到今天我對國企改革的觀點依然沒有變。我們的很多國企，因產業政策和企業治理方面存在的問題，使得它們看起來虛胖，但實際上並不賺錢，它們依 靠壟斷地位、資金上的先天優勢以及各種補貼生存。國企存在的腐敗和低效率，既是不爭的事實，也是國企改革的主要原因，但問題是究竟怎麼改。那些以市場化為名的所謂改革者，盯著的是國企的產權，他們呼籲把國企賣掉，賣給那些有企業家才能的人，讓他們去經營。但其實是希望將原來國企的巨額補貼和免費資源隨著企業改制，進入他們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腰包，隨後再以私有產權神聖不可侵犯為由，把這種特殊利益合法化、私有化。

 

　　我是「喝資本主義奶水」長大的經濟學家，當然知道產權和企業家才能的重要性，但問題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必須讓絕大多數人，特別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受益， 而不是讓極少數人一夜暴富。20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有多少國有資產流入私人腰包，又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一夜之間陷入困境，結果差點導致大規模的社會動盪。今天，國企改革所要解決的問題和20世紀90年代相比，雖然已有很大不同，但如果按照「一賣就靈」的路子走下去，我敢肯定地說，結果只能更壞而不是更好。

 

　　當然，我仍然希望我說的都是錯的。

 

2.我不反對救市，但反對以救市的名義為權貴解套

 

　　過去幾年，我一直在厲聲反對「四萬億投資計劃」。但不可否認的是，它是我厘清當前國內複雜矛盾，挖掘表層現象下深層規律的最佳樣本。

 

　　2006年前後，我就指出中國經濟存在八大危機——資源過剩、產能過剩、地方債務危機、通脹危機、民營企業危機、銀行危機、房地產危機和消費危機。一時 間，有媒體稱我為唱衰中國經濟的「烏鴉」。兩年後，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並且迅速席捲全球。受次貸危機影響，中國經濟面臨增長乏力、外部需求放緩等前所未有的困難局面。政府不得不承認，中國經濟存在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結構性問題。

 

　　而在2008年前後，我大聲疾呼——反對政府「四萬億救市」為權貴解套，並提出政府應「放棄保八，藏富於民」。當時，有學者立刻批駁我無知，並聲稱，中國通過經濟刺激政策可避免大蕭條，即便有通貨膨脹也值了。各位，結果怎麼樣呢？由數據來看，無論是我們手中鈔票的真實購買力，還是我們官方衡量經濟增速的 GDP，顯示的結果就是，我們在經歷「滯脹」，而且已經至少持續了三四年之久。為甚麼呢？因為自2008年政府名為救市，實為權貴解套的「四萬億投資計劃」之後，我們就是在經歷一場「虛假的繁榮」。

 

　　到今天，又是五六年過去了，但我依然堅持，中國經濟需要「救市」，但不是砸向基建工程，讓冷的產業更冷，比如中國製造業；讓熱的產業更熱，比如「鐵（鐵 路）公（公路）基（基礎設施）」等GDP工程，而應該是扶持民營企業、提振內需，從而拯救近些年來已經持續蕭條的製造業，實現藏富於民。

 

3.我支持反腐敗，但反對高薪養廉和運動式反腐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一個月，一份由官方智庫研究，被稱為「383方案」的改革方案在網上廣為流傳。其中，關於預防和懲治腐敗，「383方案」提出建立廉潔年金制度的構想。具體表述為「建立廉潔年金制度，公職人員未犯重大錯誤或未發現腐敗行為的退休後方可領取」。這個構想可以理解為一次性支付的高薪養廉政策。那麼老百姓交足高賦稅後，就能養出兩袖清風的官員嗎？很遺憾地告訴各位，高薪不能養廉。那麼，像俄羅斯普京那樣，憑藉領導人的鐵腕，開展「運動式反腐」行不行呢？我認為短期內可能有點效果，但長期看是不能從根源上解決問題的。為甚麼呢？各位有興趣可以閱讀我在《郎咸平說：讓人頭疼的熱 點》一書中的相關章節。那麼，怎樣才能從根子上預防腐敗呢？對於這個問題，政治學學者可能會從民主和法治等制度建設層面提出建議，但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 給出的辦法是強化預算制度、公布政府審批清單以及給市場放權。

 

　　通過預算制度預防腐敗，就是把政府的所有收支，事無巨細地向社會公布，讓每一分錢的開銷都在陽光之下進行，公開透明是最好的「防腐劑」。給市場放權，我認為是預防、治理腐敗的釜底抽薪之策，把市場和政府的界限劃清楚，市場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自然從源頭上剷除了腐敗的土壤。而要給市場放權，首先需要政府公布行政審批的權力清單，凡是清單之外的，都應該由企業或社會組織自行解決，政府無需，也不能再去以審批名義謀取部門利益，這和李克強總理最近 一直強調的「法無禁止即許可」是一個意思。（之一）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極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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