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習慣在香港聽到貧富懸殊日益加劇的消息，以及其對本地經濟和市民所帶來的影響。但我們較少考慮到的是這趨勢對香港「公平性」的影響。有些人側重功績主義，「公平」是指每個人可依靠個人秉賦及後天努力，累積各個相對的功績，從而獲得應有的成就，因此，香港政府應盡量降低稅率和減少干預措施，以免影響香港的競爭力。其他人可能是功利主義思想家，認為香港政府應該與其他主要持份者合作，推行「道義上正確的」措施，使香港人更快樂。亦有些人支持社群主義，提倡「社會公民權利」，認為公共福利的多寡應該與個人對社會的貢獻掛勾。

　　美國政治哲學家John Rawls在70年代初期作出了突破性的貢獻，他要讀者們想像原初地位（original position），試想有一群人要一起設計他們即將進入的社會的基本結構，這群人雖然擁有充分的建構社會的知識，但所有關於他們自身的認識，都會被「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給擋住。因為「無知之幕」，這些人不知道自己的情況，也無從得知他們在社會的生活狀況。Rawls對「公平社會是甚麼樣子」不太感興趣，他更關心的是「理性公民願意生活在甚麼社會」。他認為，人們會同意一個「正義」社會也會存在不平等，但前提是社會要有讓他們翻身的機會，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會有機會通過個人努力來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因此，不平等現象對社會上的弱勢社群也能產生益處。

　　上述觀點可能有助解釋成年人之間的不平等，但對於兒童，他們無法控制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因此，「正義沙漠」（just desert）和「功績」無法合理地解釋兒童之間的不平等。一少部分人會爭辯，童年經歷不僅影響小朋友現在的生活，亦對他們未來的發展和前景產生深遠影響。同樣地，早年在社會和經濟方面的不利因素會使人更容易陷入低收入、低健康水平，以及低技能的危機。這種不利會傳至跨代，但這都不是孩子的錯。

　　最近，我們運用了有關香港兒童福利水平的數據進行了一個研究，此研究將在東亞社會政策研究網絡（www.welfareasia.com）的國際研討會上發表。我們發現在香港，每5個年介10至17歲的兒童便有1個在生活物質上落後於其同輩，諸如無法獲得合適的鞋子、校服、公共交通工具、電腦或課後輔導等。他們亦普遍認為自己比同輩差。大約每5個香港小朋友便有1個認為自己的健康狀況差，高達58％的兒童表示他們每周只有2天或更短的時間做運動。更令人擔憂的是，雖然比起其他國家，香港兒童的平均生活滿意度較高，但每3個香港小朋友便有1個認為自己落後於同齡人。

　　我們還發現，兒童的家庭背景會影響到他們的自我評價。在單親家庭和工作強度低的家庭成長的兒童更容易認為自己是香港最貧窮的兒童。兒童的年齡和曾在學校被欺凌的經歷亦可能導致他們在自我健康和心理健康（是否經常感到焦慮、容易分心或緊張、與父母的關係）方面評價低於他們的同輩。兒童與教師的關係會影響他們做運動的頻次，這一發現帶出了優質教育在人力資本培育方面的重要性，教育不僅是教授知識和技能，也有助促進兒童健康成長。家庭支持如是否經常與父母一起吃飯和家中所存在的最高教育程度均會影響兒童的飲食習慣。 

　　從學術角度來看，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兒童福祉有較強的「社會斜率」（social gradient）。即是說，在Rawls的觀點，香港目前並不是一個對兒童「公平」的社會。因此，香港政府應該推出更多保護貧窮兒童及其家庭的措施，尤其是單親家庭，因為缺乏校外拓兒服務，單親家長長期處於失業或兼職狀態。在童年擁有健康生活對將來有莫大益處，因此，政府應加強現時的家庭服務和兒童福利。我們的研究顯示，這也有助消除香港兒童在生活滿意度方面的差距。只有把香港兒童的福祉置於社會議程的核心，我們才能維護香港兒童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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