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和向美資售賣港口，在本港社會引發港資是否應該「在商言商」的討論。筆者不由得回想起近30年前，對內地著名導演謝晉的一次採訪。我還記得他當時說，他感到好奇的是，香港政權交接之時，港人的心理狀態會是怎樣的。

　　那是1996年的9月底，我得悉謝晉即將來英國拍攝一部電影，於是聯絡上攝製組，跟隨他們到現場觀看。不過一聽到具體安排，我著實感到有點後悔，因為我得凌晨兩點趕到攝政街，乘搭攝製組的大巴，趕一個半小時車程前往南部海濱小城布萊頓附近的南鈴火車站。

與謝晉在布萊頓討論《鴉片戰爭》（作者提供）

　　這座古老的車站將在凌晨時段，改裝成19世紀中葉，已進入蒸汽機車時代的大英帝國外景。謝晉拍的電影叫《鴉片戰爭》，據我的記憶，是內地首部在國外拍攝，並大量採用外籍演員的電影。

與謝晉共晉早餐

　　那個凌晨星光燦爛，但氣溫卻跌到了不到10度。我因為只穿了一件外套，凍得雙腳打顫。開拍前，謝導邀我到他的指揮車上吃英式早餐，我感覺桌上的煙肉、雞蛋和奶茶都在冷得打顫。這次經歷讓我切實體會到，拍電影是件艱辛的工作。

　　當時已經七十四歲的謝導顯然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他穿著一件棉大衣，若無其事的吃著。巧的是我在中學時期，曾經在一個電影節上看過他的電影，包括《芙蓉鎮》，結果我當開場白，說了兩句對他電影的感受。總的來說，謝晉電影具有很強烈的青春和生命動感。

　　謝導大概沒料到這一位來自香港的小記者，能深入探討他的電影，露出很意外的表情，然後不斷翻看我的名片，笑笑說：「哎呀，我以前的那些電影都是講個人的命運，這次拍的是宏觀歷史。」

　　當我們進入正題後，我的問題是嚴峻的，而他的回答卻是樂觀的。在問及拍攝《鴉片戰爭》的理由時，他表示：「在歷史上的任何時刻，國土回歸都是最重大的事情，因此有必要拍攝這部歷史鉅作，獻給香港回歸這一時刻。」

　　我於是有點尖刻地追問他：「香港經歷了一百多年的英國殖民管治，且目前經濟水平仍遠超內地，你認為港人會接受這部電影的述事嗎？」他當時不假思索地就說到：「當然會啊，大家都是同胞啊，怎麼不會？」

「大家都是同胞啊」

　　作為一名深度跟蹤香港交接工作的記者，我已經習慣於從複雜和多層面角度來看待香港回歸要面對的各種問題。雖然我認為謝導的回答過於簡單，但仍被他的樂觀所感染。

　　事實上，我認為直至香港回歸後經歷種種風雨後，內地無論是政界、文化界，還是普羅大眾，對香港仍存在這種質樸的樂觀：「當然會啊，大家都是同胞啊，怎麼不會？」香港本應珍視這種樂觀的情緒與期盼，視之為自身最重要的護身符。

　　謝導顯然也理解到我的問題所指，他於是告訴我，今天拍的這場戲，是關於維多利亞女王為一列新出廠的蒸汽火車剪綵，為此動用了39名英國演員。本來基於成本控制問題，有攝製組成員主張不要拍這段，但謝導說，這段有象徵意義 -- 「我要說明兩個帝國的興衰，不受個別官員的主觀意識左右。」

　　「這段戲拍的時間點是鴉片戰爭爆發前兩年，當時英國的工業革命已經歷時一百年，而中國當時仍處於非常封建、愚昧和落後的階段。無論是哪個官員主戰，哪個官員主和，都無法扭轉清廷的命運。」他說。

　　謝導轉而正色道：「林則徐和琦善最後都落得發配的下場，但後世給予的歷史評價是不一樣的，這就是本片在尾聲所描述的一幕。」說完他去現場指導，我閒著無事，就和女主角蓉兒到附近觀光，拍到此一遊照去了。

英國演員被批欠「政治敏感」

　　後來我還隨攝製組去牛津大學，觀看了另一段場景的拍攝，就是重現英國國會通過對清廷發動鴉片戰爭的投票過程。這場戲也是清一色請來了英國演員。謝晉在英國拍攝《鴉片戰爭》，很快就在當地引發了風波。參演的英國演員遭到一些保守黨議員和媒體的批評，認為他們在香港交接前參演這部電影，欠缺「政治敏感度」。

　　所謂的「政治敏感度」是指甚麼呢？那就是這部電影揭示了一個事實，如果英國只是和清廷在商言商的話，那麼遠不會有鴉片戰爭，《南京條約》的簽署，和香港的被割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