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日子我一直在反思，甚至開始覺得自己不懂新聞了，或者也該慶幸，我今天已不是記者。

　　我不是唸新聞系的，所以沒有那些傳媒法、新聞道德、採訪守則之類的基礎訓練，一上陣已要上戰場。當年邊做邊學邊惡補，有前輩告訴我，那些理論是用來講的，不必墨守成規，做是另一回事。卻沒想過那「另一回事」，竟跟記者的抱負如此背道而馳。

　　做得記者，或多或少有點正義感、抱打不平、查根究柢的心。然而，近日所見，記者似乎已成了社會上最冷酷的一群。永遠走在最前線，卻永遠表現出最事不關己，最近的反水貨事件便可見一斑。

　　70歲老伯被推倒，如滾地葫蘆，間間傳媒都拍到，證明個個記者都在現場，卻無一人施以援手，大家只知道別漏掉畫面去交差。

　　我想起幾個月前在立法會門口的衝擊事件，當一眾滋事者不斷用鐵欄撞向立法會的玻璃大門時，執法警察還未趕到，卻有一圈又一圈的記者圍著肇事者作現場直播。

　　我一直疑惑，當記者目睹罪案發生，他應該做回一個人，還是繼續做冷眼旁觀的記者？看到老伯倒地，一個人的正常反應是伸手去扶，一個記者的直接反應是舉機去拍，還要取個痛苦大特寫。

　　我想問，記者當日入這一行的初衷是否因為正義？是的話，為甚麼今日要跟在暴徒身邊，幫手以鏡頭作欺凌？報道與參與的界線愈來愈模糊了，記者與霸權的角色愈來愈混淆了，今時今日，還是那句，慶幸我已不再是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