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三人小組正在徵詢各界對普選方案的意見，徵詢期在下周末便屆滿，不少朋友都在努力構思方案，以求來得及在限期前提出。

如投票率低，普選方案設計得完美也難有真正代表性。

　　我在此事上是個旁觀者多於是個參與者，原因是我對可能出現的結果較悲觀。很多人認為若2017年沒行政長官普選，香港便會難以管治，這也許沒錯，但就算有公平合理的普選，情況便會好得多嗎？我悲觀不是說社會一定找不到一個合乎基本法的而又有相當高認受性的方案（雖然也不容易），而是因為香港的普選要面對兩個不易化解的困難。

制度破綻難避免 難保真民意

　　第一個困難是不論普選方案設計得如何完美，也不能保證選舉結果能代表到真正的民意。我在本欄中早有用具體例子指出，用兩種看似都十分公平合理的投票方案，選舉結果都可完全不同。既然如此，我們哪敢肯定在選舉中，勝出的候選人一定代表真正的民意？

　　更麻煩的是經濟學家在上世紀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間，早已用嚴格的數學證明任何選舉制度都必有破綻，亦即一定有人可通過策略性投票而操控選舉結果。舉例芝加哥大學的前校長孫能善（Hugo Sonnen Schein）年輕時曾在某校任教，他所屬的學系要投票選系主任，各人都想自己心儀的人選勝出，所以都想方設法把最具威脅的對手排除掉，可用的方法之一便是把部分票投給一個最弱的候選人，使他的票比具威脅性的對手更多。但因對敵的兩陣營都這樣做，最終結果竟是最差勁的候選人勝出。最近有台灣記者找我訪問，我談到在篩選的過程中，選委會可把票投給對方陣營中最弱的一個，使他能最後成為候選人，但因雙方都可這樣做，會否最後出來競選的二人都是敵對的但又都是最差勁的？台灣記者一聽便明白，因他在台見這類事情似乎見得很多。

　　在一個政府諮詢活動中，有人批評其他人的方案如何不公平，可如何被操控，我回應說，他的批評十分正確，但經濟學家早已證明任何的選舉制度都可被策略性投票所操控，所以批評別人的方案不公平時，先要檢視自己的是否公平沒有漏洞。我雖不是搞政治的材料，但卻自信看到任何方案，只要花一段時間思索便可找到破綻。不少政治學家也明白此理，他們當中的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學派便把此學說發揚光大。

　　既然任何方案都必有破綻，我很難提得起興趣去為一些個別的方案辯護。不過，這並不表示我不可支持某些方案。退而求其次，只要一些方案符合基本法，不走激進路線，邏緝說得通，我也可支持，因而減低社會撕裂的風險。

激進派輸打贏要 服眾難度高

　　第二個困難是部分激進派已養成不肯認輸、輸打贏要的惡習。就算行政長官通過最民主的方法選出來，這些人會服氣嗎？我們看看台灣社會在佔領立法院中學生把民選出來的委員視作無物便可知香港的激進派可走到多遠。激進派在社會中人數不會很多，但人少反而更有制度發動攻擊，組織也可更緊密，其影響只會大於一盤散沙的社會大多數。

　　本來行政長官若有很多人投票支持當選，他的認受性會較強，未必怕一些激進分子的反對。但香港總共有550萬人年滿18歲，常住香港，有資格當選民，但以2012年立法會選舉作參考，只有三分一即183萬人有參與投票。若是行政長官選舉也是只得183萬投票，大事可就不妙。贏的一方可能只取得100萬票左右，反對他（她）的或根本沒有投過票的便有4、5百萬，後者隨時可不承認選出的行政長官得到他們的認受，其管治地位也會受到制約。但假如參與投票的人眾多，當選的行政長官有300萬票或以上，那麼上述問題當然便較易化解。這也是我為甚麼支持強制性或獎勵性投票的其中一個原因，它可把沉默的大多數都動員起來。

轉載自晴報